日本东电开始向柏崎刈羽核电站7号机组反应堆装填核燃料

（2）调水改土，深化农村和城市的土地体制改革，（1）会形成大量的就业和以地为本创业，增加就业，并且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

弗里德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也就是我们立为模板的那种经济状态，都实行了这些社会主义政策，因此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令人震惊的是，我们被严重误导了，我们被告知，新欧美和旧欧美是一回事，都是自由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本质的不同，这个本质就是弗里德曼所说的那些社会主义政策。

有些交易成本需要企业家的寻价能力解决，就形成了企业。社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平衡了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从而有可能创造稳定的良序社会，并创造条件使社会在稳定良序的状况下，用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变化和进步。二、政治制度与经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坏习惯就是，把任何经济社会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并且不进行任何深入的考察、分析和研究，仅凭一些简单的教条就下结论。经济学的第一假设就是看不见的手悖论。这就意味着终止贫困将推动整体繁荣。

经济学用简单的一组数字表达经济增长，叫GDP，中国的GDP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贫富差距转化为凡勃伦笔下的闲钱而成为过剩流动性，这些过剩流动性相当一部分并没有转化为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而是漫无目的地在从大蒜到房产到股票等各种物资和资产的虚拟价格上游荡。根据新的经济实践剖析经济学的谬误，是摆在全世界知识界面前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中国摆脱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思想前提。进入 梅新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跨境资本流动 精准扶贫 。

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1998年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19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低利率有关。我们是否乐意看到自己国家落到这一步呢？即使社会越来越关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根溯源，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社会福利制度。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比2008年占比上升41%。

就总体而言，利率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逆转，内生流动性机制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些机制在19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按2010年标准，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16567万，贫困发生率17.2%。按2008年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贫困发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至2688万和2.8%。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方面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从1990年代起，中国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起初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二三十年下来，这种懒汉、这种现象总数已经不可忽视，如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不可收拾。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扶贫也注定难乎为继。

国民勤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贵、最令人自豪的资产，但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我国众多劳动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税负必将重创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

非贫困地区对贫困个人的扶助要首重扶志，大规模接受援助的地区更需要重视过度福利的副作用。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

他们较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环境和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突然中止、逆转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东道国国内政策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在博士后出站以来这十几年的工作中，我花费了不少精力紧盯中国遭遇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风险，以及中国遭受外部金融危机传染的各种途径、机制。[3] 次贷危机和美欧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10年以来，这一机制仍然一再体现。世界银行1998/99年《全球经济展望》（GlobalEconomic Prospects）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时间跨度在1976—1996年间，发现其中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6]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22、70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离开人民银行攻读博士，由此更对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给予高度关注。

[2]而且，1990年代新兴市场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5] 2008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264页，2015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第212页。

毕竟，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而中国减贫的实践成就举世无双。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

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早在1950年代英国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动力大大衰减，19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

在短期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1994年初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19018.6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1%、GDP总量的2.95%，比2008年占GDP总量比重上升37%。

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1]根据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当时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大1倍。

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它财政支出项目。

[5] 2018年，国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20906.1亿元，占GDP总量的24.5%，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27084.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12.26%、GDP总量（900309.5亿元）的3.01%。长期以来，西方机构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marginal investment），当主流投资（mainstream investment）组合收益率不高时，可以用新兴市场投资来加以补充。

[6]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扼杀经济活力和国民奋斗热情的边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诸如此类的对比，颠覆正常价值观，必然引发矛盾。[4] 正是基于上述成就，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论用实验方法对减贫的贡献，减贫诺奖更该授予在世的三位中国领导人及三百万驻村干部，我们应该向曾经和现在的基层和驻村干部们致敬，中国伟大的减贫实践需要中国学者们作出系统、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

且不说新中国如何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单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5亿，贫困发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标准前夕的2007年，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锐减至1479万，贫困发生率1.6%。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

[4]国家统计局：《辉煌70年》，表13农村贫困状况，第38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而在扶贫方面，作为中国学人，我并不膜拜这三位诺奖得主的成就。

货币危机仅仅指一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狭义的金融危机仅仅指一国金融部门陷入流动性短缺、资产负债表极度恶化等困境，广义的金融危机则还要包括货币危机的内涵。选择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实属顺理成章。